汪曾祺的名言

1、我以为语言具有内容性，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

2、探索一个作者的气质、他的思想(他的生活态度，不是理念)，必须由语言入手，并始终浸在作者的语言里。

3、语言具有文化性。作品的语言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

4 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

5、包世臣论王羲之的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

6、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液汁流转，一枝摇，百枝摇。

7、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8、语言本身是一个文化现象，任何语言的后面都有深浅不同的文化的积淀。

9、你看一篇小说，要测定一个作家文化素养的高低，首先是看他的语言怎么样，他在语言上是不是让人感觉到有比较丰富的文化积淀。

10、有些青年作家不大愿读中国的古典作品，我说句不大恭敬的话，他的作品为什么语言不好，就是他作品后面文化积淀太少，几乎就是普通的大白话。作家不读书是不行的。

11、我觉得研究语言首先应从字句入手，遣词造句，更重要的是研究字与字之间的关系，句与句之间的关系，段与段之间的关系。

12、好的语言是不能拆开的，拆开了它就没有生命了。

13、世界上很多的大作家认为语言的惟一的标准就是准确。伏尔泰说过，契诃夫也说过，他们说一句话只有一个最好的说法。

14、韩愈认为，中国语言在准确之外还有一个具体的标准：”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这”言之短长”，我认为韩愈说了个最老实的话。

15、语言耍来耍去的奥妙，还不是长句子跟短句子怎么搭配?有人说我的小说都是用的短句子，其实我有时也用长句子。就看这个长句子和短句子怎么安排?

16、“声之高下”是中国语言的特点，即声调，平上去入，北方话就是阴阳上去。

17、我认为中国语言有两大特点是外国语言所没有的：一个是对仗，一个就是四声。

18、外国人讲话没有平上去入四声，大体上相当于中国的两个调，上声和去声。

19、外国语不像中国语，阴平调那么高，去声调那么低。很多国家都没有这种语言。

20、你听日本话，特别是中国电影里拍的日本人讲话，声调都是平的，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不大注意语言的音乐美，语言的音乐美跟“声之高下”是很有关系的。

21、“声之高下”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前有浮声，后有切响”，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平声和仄声交替使用。你要是不注意，那就很难听了。

22、语言学上有个词叫语感，语言感觉，语言好就是这个作家的语感好;语言不好，这个作家的语感也不好。

23、一般都把语言看作只是表现形式。语言不仅是形式，也是内容。

24、语言和内容(思想)是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只是载体，是本体。

25、斯大林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的现实，我以为是对的。思想和语言之间并没有中介。

26、世界上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也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

27、读者读一篇小说，首先被感染的是语言。我们不能说这张画画得不错，就是色彩和线条差一点;这支曲子不错，就是旋律和节奏差一点。我们也不能说这篇小说写得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这句话是不能成立的。

28、可是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评论。语言不好，小说必然不好。

29、语言的粗俗就是思想的粗俗，语言的鄙陋就是内容的鄙陋。想得好，才写得好。

30、闻一多先生在《庄子》一文中说过：”他的文字不仅是表现思想的工具!似乎也是一种目的。”我把它发展了一下：写小说就是写语言。

31、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后面都有文化的积淀。

32、古人说：”无一字无来历”。其实我们所用的语言都是有来历的，都是继承了古人的语言，或发展变化了古人的语言。

33、如果说一种从来没有人说过的话，别人就没法懂。

34、一个作家的语言表现了作家的全部文化素养。作家应该多读书。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对的。

35、文学作品的语言和口语最大的不同是精炼。

36、说小说的语言是视觉语言，不是说它没有声音。

37、前已说过，人的感觉是相通的。声音美是语言美的很重要的因素。

38、中国语言.因为有“调”，即“四声”，所以特别富于音乐性。

39、一个搞文字的人，不能不讲一点声音之道。“前有浮声，则后有切响”，沈约把语言声音的规律概括得很扼要。

40、简单地说，就是平仄声要交错使用。一句话都是平声或都是仄声，一顺边，是很难听的。

41、我们现在写作时所用的语言，绝大部分是前人已经用过，在文章里写过的。

42、有的语言，如果知道它的来历，便会产生联想，使这一句话有更丰富的意义。比如毛主席的诗：“落花时节读华章”，如果不知出处， “落花时节”，就只是落花的时节。如果读过杜甫的诗：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就会知道 “落花时节”就包含着久别重逢的意思，就可产生联想。

43、《沙家浜》里有两句唱词：“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是从苏东坡的诗“大瓢贮月归春瓮，小勺分江入夜瓶”脱胎出来的。

44、我们许多的语言，自觉或不自觉地，都是从前人的语言中脱胎而出的。如果平日留心，积学有素，就会如有源之水，触处成文。否则就会下笔枯窘，想要用一个词句，一时却找它不出。

45、语言是要磨练，要学的。

46、怎样学习语言?----随时随地。首先是向群众学习。

47、只要你留心，在大街上，在电车上，从人们的谈话中，从广告招贴上，你每天都能学到几句很好的语言。

48、语言学中有一个术语，叫做“语感”。作家要锻炼自己对于语言的感觉。

49、使用语言，譬如揉面。面要揉到了，才软熟，筋道，有劲儿。

50、水和面粉本来是两不相干的，多揉揉，水和面的分子就发生了变化。写作也是这样，下笔之前，要把语言在手里反复抟弄。

51、我的习惯是，打好腹稿。我写京剧剧本，一段唱词，二十来句，我是想得每一句都能背下来，才落笔的。

52、曾见一些青年同志写作，写一句，想一句。我觉得这样写出来的语言往往是松的，散的，不成“个儿”，没有咬劲。

53、语言的独创，不是去杜撰一些“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54、好的语言都是平平常常的，人人能懂，并且也可能说得出来的语言-----只是他没有说出来。

55、人人心中所有，笔下所无。“红杏枝头春意闹”，“满宫明月梨花白”都是这样。“闹”字、“白”字，有什么稀奇呢?然而，未经人道。

56、不单是对话，就是叙述、描写的语言，也要和所写的人物”靠”。

57、我最近看了一个青年作家写的小说，小说用的是第一人称，小说中的“我”是一个才人小学的孩子，写的是“我”的一个同桌的女同学，这未尝不可。但是这个“我”对他的小同学的印象却是：“她长得很纤秀。”这是不可能的。小学生的语言里不可能有这个词。

58、有的小说，是写农村的。对话是农民的语言，叙述却是知识分子的语言，叙述和对话脱节。

59、不少作家充分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提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

60、他(闻一多)在很年轻的时候，写过一篇《庄子》，说他的文字(即语言)已经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本身即是目的(大意)。我认为这是说得很对的。

61、世界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

62、往往有这样的说法：这篇小说写得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63、我们不能说这首曲子不错，就是旋律和节奏差一点;这张画画得不错，就是色彩和线条差一点。我们也不能说：这篇小说不错，就是语言差一点。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

64、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小说使读者受到感染，小说的魅力之所在，首先是小说的语言。

65、小说的语言是浸透了内容的，浸透了作者的思想的。我们有时看一篇小说，看了三行，就看不下去了，因为语言太粗糙。语言的粗糙就是内容的粗糙。

66、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后面是有文化的。

67、我们的语言都是继承了前人，在前人语言的基础上演变、脱化出来的。很难找到一种语言，是前人完全没有讲过的。那样就会成为一种很奇怪的，别人无法懂得的语言。

68、古人说“无一字无来历”，是有道理的，语言是一种文化积淀。语言的文化积淀越是深厚，语言的含蕴就越丰富。

69、语言的美，不在语言本身，不在字面上所表现的意思，而在语言暗示出多少东西，传达了多大的信息，即让读者感觉、“想见”的情景有多广阔。古人所谓“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是有道理的。

70、我想任何人的语言都是这样，每句话都是警句，那是会叫人受不了的。

71、语言的美不在一句一句的话，而在话与话之间的关系。

72、“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73、他(韩愈)所谓“气盛”，照我的理解，即作者情绪饱满，思想充买。我认力他是第一个提出作者的精神状态和语言的关系的人。

74、一个人精神好的时候往往会才华横溢，妙语如珠;倦疲的时候往往词不达意。

75、他(韩愈)提出一个语言的标准：宜。即合适，准确。世界上有不少作家都说过“每一句话只有一个最好的说法”，比如福楼拜。他把“宜”更具体化为“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

76、语言的奥秘，说穿了不过是长句与短句的搭配。

77、一泻千里，戛然而止，画舫笙歌，骏马收缰，可长则长，能短则短，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78、流动的水，是语言最好的形象。

79、语言，是内在地运行着的。缺乏内在的运动，这样的语言就会没有生气，就会呆板。

80、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它是和内容(思想)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能像桔子皮一样，可以剥下来，扔掉。1、我以为语言具有内容性，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

2、探索一个作者的气质、他的思想(他的生活态度，不是理念)，必须由语言入手，并始终浸在作者的语言里。

3、语言具有文化性。作品的语言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

4 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

5、包世臣论王羲之的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好的语言正当如此。

6、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液汁流转，一枝摇，百枝摇。

7、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8、语言本身是一个文化现象，任何语言的后面都有深浅不同的文化的积淀。

9、你看一篇小说，要测定一个作家文化素养的高低，首先是看他的语言怎么样，他在语言上是不是让人感觉到有比较丰富的文化积淀多年父子成兄弟

汪曾祺散文500字摘抄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她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的。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别标明是斜街，如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

胡同原是蒙古语，据说原意是水井，未知确否。胡同的取名，有各种来源。有的是计数的，如东单三条、东四十条。有的原是皇家储存物件的地方，如皮库胡同、惜薪司胡同（存放柴炭的地方），有的是这条胡同里曾住过一个有名的人物，如无量大人胡同、石老娘（老娘是接生婆）胡同。大雅宝胡同原名大哑吧胡同，大概胡同里曾住过一个哑吧。王皮胡同是因为有一个姓王的皮匠。王广福胡同原名王寡妇胡同。有的是某种行业集中的地方。手帕胡同大概是卖手帕的。羊肉胡同当初想必是卖羊肉的，有的胡同是像其形状的。高义伯胡同原名狗尾巴胡同。小羊宜宾胡同原名羊尾巴胡同。大概是因为这两条胡同的样子有点像羊尾巴、狗尾巴。有些胡同则不知道何所取义，如大绿纱帽胡同。汪曾祺（qí）（1920.3.5～1997.5.16），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还写了他的父亲（多年父子成兄弟），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汪曾祺经典散文摘抄如下：

新校舍大门东边的围墙是“民主墙”。墙上贴满了各色各样的壁报，左、中、右都有。有时也有激烈的论战。有一次三青团办的壁报有一篇宣传国民党观点的文章，另一张群社编的壁报上很快就贴出一篇反驳的文章，批评三青团壁报上的文章是“咬着尾巴兜圈子”。这批评很尖刻，也很形象。“咬着尾巴兜圈子”是狗。

图书馆的管理员是一个妙人。他没有准确的上下班时间。有时我们去得早了，他还没有来，门没有开，我们就在外面等着。他来了，谁也不理，开了门，走进阅览室，把壁上一个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拉拉”一拨，拨到八点，这就上班了，开始借书。这个图书馆的藏书室在楼...汪曾祺（qí）（1920.3.5～1997.5.16），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任中学教师、北京市文联干部、《北京文艺》编辑、北京京剧院编辑。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著有小说集《邂逅集》，小说《受戒》《大淖记事》，散文集《蒲桥集》，还写了他的父亲（多年父子成兄弟），大部分作品收录在《汪曾祺全集》中。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汪曾祺经典散文摘抄如下：

新校舍大门东边的围墙是“民主墙”。墙上贴满了各色各样的壁报，左、中、右都有。有时也有激烈的论战。有一次三青团办的壁报有一篇宣传国民党观点的文章，另一张群社编的壁报上很快就贴出一篇反驳的文章，批评三青团壁报上的文章是“咬着尾巴兜圈子”。这批评很尖刻，也很形象。“咬着尾巴兜圈子”是狗。

图书馆的管理员是一个妙人。他没有准确的上下班时间。有时我们去得早了，他还没有来，门没有开，我们就在外面等着。他来了，谁也不理，开了门，走进阅览室，把壁上一个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拉拉”一拨，拨到八点，这就上班了，开始借书。这个图书馆的藏书室在楼上。楼板上挖出一个长方形的洞，从洞里用绳子吊下一个长方形的木盘。借书人开好借书单——管理员把借书单叫做“飞子”，昆明人把一切不大的纸片都叫做“飞子”，买米的发票、包裹单、汽车票，都叫做“飞子”，——这位管理员看一看，放在木盘里，一拽旁边的铃铛，“当啷啷”，木盘就从洞里吊上去了。——上面大概有个滑车。不一会，上面拽一下铃铛，木盘又系了下来，你要的书来了。

她问了我一些问题。其中一个是，为什么我的小说里总有水？即使没有水，也有水的感觉＂

祖父年轻时建造的几进，是灰青色与褐色的。我自小养育于这种安定与寂寞里。报春花开放在这种背景前是好的。它不至被晒得那么多粉。固然报春花在我们那儿很少见，也许没有，不像昆明。

1948年3月，香港出了一本《大众文艺丛刊》，撰稿人为党内外的理论家。其中有一篇郭沫若写的《斥反动文艺》，文中说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这对沈先生是致命的一击。可以说，是郭沫若的这篇文章，把沈从文从一个作家骂成了一个文物研究者。事隔30年，沈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却由前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写了序。人事变幻，云水悠悠，逝者如斯，谁能逆料？这也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