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够才有站力车和房子奋斗的说说，睡饱才不躺平。大家好，我是闲来没事想与大家论道~论道的自然醒。

今天我想聊的话题是房价，高房价。价格高昂的房子，为什么成为了很多人，穷其一生都在为之奋斗的东西。在中国社会，房子都快成了“人生意义”，赚到了一套房，好像就能皆大欢喜了。

但问题关键在于房子是拿来住的。不应该是等到自己七老八十了，才赚到的“豪华墓室”。你说对不对。

那话说回来，高房价，是一种善恶对错吗？

很抱歉，我要说，哪来什么“善”与“恶”？付得起高房价的说“善哉，善哉”，买不起的骂骂咧咧罢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思考；房子，除了那一地的水泥壳子，到底还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高房价，到底是不是一种历史进程里必要的产物。

首先，我们总得达成一个基本共识，才好开始这段讨论。

这个共识是，人，得有栖身之所。

醒在那，睡在那。白天出去工作，晚上回来歇息。

被你我称之为家的地方。

当然了，是租的是买的，在孤身一人的情况下不是那么重要。

不过众所周知，孤身一人在我们这个社会文化氛围里并不被鼓励。

所以我们又得再反问。

那么，什么样的生活是社会期许我们“该”有的呢？

这种人生通常是这样的车和房子奋斗的说说：

先读书获得好文凭，然后找个稳定体面，薪酬还可以的工作（“还可以”的标准则因人因地而异），再到了一定年龄组建一个家庭，有一双儿女。最终儿女也要重复这个过程。

问题来了。在组成家庭这个环节上。孤身一人的生活模式被打破了，夫妻二人要齐心协力开一个“劳动力再生产的小公司”了。这时候还能靠四海漂泊的租房吗？显然，“小公司”得有自己的固定资产。房子，自己的房子，就成了过日子里，稳定居所和夫妻关系捆绑的安全感。

在这个过日子的过程里，房子的重要性毋庸多言：组建家庭是双方互相考虑的结果，而房产则是考虑中难以舍去的因素；将来孩子上学的“凭证”，上下班的起点与终点…

这就要求新生代们如果家庭里没有房产继承，就必须努力工作换取那张红色的赎罪券。

除非他想成为社会眼里的“问题青年”，要不然他是无法逃过这层罗网的。

再来点经济学常识：一个人的支出是另外一个人的消费，但是购房又并不同于我们日常一般的生活资料消费。买瓶可乐或是薯片，过几个小时就自然代谢掉了，将房子买下来这个活动，无论是贷款按揭几十年还是全款一次结清，无论在哪本经济学书本里，它都是被当作“投资”。

站在这片土地思考房地产的逻辑就一定要抓住基本事实：土地资源不可再生与我国的土地所有制问题。既然土地资源不可以再生，那么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土地的需要（譬如铺设铁路修建厂房娱乐设施等）必然要求可利用的土地扩大。

就像一个稍有头脑的人不会认为一亩平地在北京海淀的价格和穷山沟沟里的价格一样。然而如果民众没有高收入（或者是通过向银行的借贷来实现短时间的“高收入”），那么高房价显然是一种悬在空中的东西。差点忘说了，在市场经济里，信用也是可以用来当钱花的。

个人以某种信用（比如长辈对小辈的殷切期望或宠溺啥的）套取长辈的存款进行购房，借空六个钱包赶快上车也是我国广大人民在市场经济里不自觉地学到的好手段。

随着“批判啃老”（还有比掏空存款买房更“啃老”的活动吗？）话语的隐匿无踪，剩下来的人只有早上车，买到了房的劫后余生的喜悦与借不到钱上不了车的懊丧，随风飘逝的还有农业社会的某种“落叶归根“的想法。吾心安处是吾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带来的人员大流动，让“乡”成为了某种只存在于思想领域的东西。

所以问题又来了，是什么支撑房价往高走的呢？

答案只能是中国自改开以来深入融入世界经济带来的“改革红利”。

首先既然选择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路线，那么为了把这一条深得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的路线从上到下地贯彻下去，就必然地要把一切可以动员起来的资源投入到经济建设当中去。那么中国最缺的是什么？最富足的东西又是什么呢？

有关领导在解释我们的开放优势的时候是这样说的：“我们的开放模式极大促进了增长，但一个必要条件是存在巨量极低收入的农村可转移劳动力。而前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国有经济中的就业已占绝大部分，没有为这种开放模式留下多少低成本、待转移的劳动力，很难实现大规模低成本的制造业产品出口。”

提炼关键语句：极低收入的巨量农村可转移劳动力，换个词叫人口红利也行。

最富足而又抓在手里的，可以用于发展的东西是什么？土地。还有更关键的一点，是银行。众所周知，银行是可以通过把广大人民的储蓄吸入再通过放贷给单个的自然人或法人从中攫取利益。

我的自问自答屏幕面前的大家应该没有疑问吧？

如何让这几亿人（外加每年出生的几千万正在成长为劳动人口的人时）有更高的生产率（进而去买房？），自然是所有人关心的问题。

工业化车和房子奋斗的说说！更加完全的工业化！

中国地少人多，渴求发展的国情，与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日本欧美地区的资本过剩及全球地缘形势一拍即合，试以日本为例，其外务省开示文书这样写到：

中国不受产油国等动向影响，有稳定的能源供应之时，以及中国经济发展、国内市场扩大后，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就会更深。

时任相关领导这样说道；尽可能多地出口石油，反过来我们才能得到许多好东西。

用石油换回的外汇都换成了各种进口的技术和设备，比如乙烯生产装置、化纤设备和技术、石油开采的钻机、地震仪器等，这些都有利于中国轻工业技术的进步和化工工业的发展。

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商界为争取来自中国的石油，积极斡旋，希望促成《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这也让中国在外交上具有了更大的主动性。

当然有些扯远了，我们在这里重点想讲的是中国因为与世界交汇而拥有了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然而这都是非常大层面的东西了，细化到我们每个人身边，就是更多的人可以通过招工考试这些老办法，或是改革发展到后面，可以更加宽松地离开乡土，进城务工。

毕竟在厂子都没有的情况下，又何谈进厂呢？

更多的厂子开起来了，更多的农村人进城了，原本的城市显得那么狭小，城区的扩大就提上了日程表。

来，回忆我们一开始说到的，城市的土地所有制是国有制的基本情况。同时，稍微对中国发展有信心、有远见的人，敢于发财的机会来临了。这条利益链上的每一个环节：从把土地的总盘子变大，再到让房子拔地而起所需的材料人工，以及各类部门从放贷到审批过关…都是一场饕餮盛宴，都瓜分着宽而深的工业化提高劳动生产率带来的好处。

来，再回忆一下相关领导的话语：中国的发展战略需要的时间，除了这个世纪的十二年以外，下个世纪还要五十年，那五十年怎么能变呢？现在有一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就是说，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要更加开放。

在让改革进程（城）更加顺滑同时，土地作为城市运作的资产，以更好的城建吸引更多的产业进驻，进一步吸引更多的打工人，让房价更高。不得不让人赞叹：好一出左脚踩右脚上天的把戏。虽然这出戏在很多地方玩砸过，比如当年的海南旧事。

但问题是，用这片广袤的土地吸引外资或是利用本地要素进行工业化、城市化的禀赋并不均一，太史公那句“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呼号犹言在耳。

那些短暂吹起来的城市如过眼云烟一般化为鬼城：没有人愿意花钱买的资产，我们通常称其为泡沫，泡沫破了，长了双脚会跑路的人也就散了。

但问题是，泡沫的大小也是不一的，行政公器用于“扭曲市场”（这个词的假设就是有个没有扭曲的市场，虽然我们至今没有见到过）的力量也是不一的。决定从发展中切走蛋糕的力量也是不一的。

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那些能够把公器的力量与市场的力量结合的更好的城市胜出。

毕竟，人力终有穷尽，发一打文件就让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社会只存在于梦里：沿海画的那么多圈，剩下来的赢家也就那几个。

再度复读一个经济学常识：一个人的支出等于另外一个人的收入，从经济发展来说，长期看劳动生产率，短期则看债务。另外，欠的债都是要还的。尽管我们都知道另外一个常识：用的人民币都是央行的债，在真实的经济增长爬坡缓慢的时候，可以靠印钱来增加市场里的流动起来的钱，用发行新债还旧债，用时间长但总收益更高的债吸收的钱来还即将到期的旧账。但这样做的后果只能是更夸张的两极分化。穷人过了今天没明天，甚至是负储蓄的状态，又怎么有余钱投资，去让财富别缩水呢。

我们还要知道，经济学知识显然只是众多类别知识中的一种：我们毕竟是活在互联网深度改造的国民经济的国度里，如果能够在技术上达到对主要城市的房地产价格进行动态监测的同时（比如所谓“一城一策”），及时地配置相关力量，消除可能爆发的不稳定因素，那么高居不下的房价其实可以通过“拖”来完成，俗称“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

毕竟人还是适应性很强的一种生物嘛：通勤几个小时，上班几个小时，睡觉几个小时，一天就过去了…然后再周而复始。

话说回来，房地产是不是一个“恶”，属于一种价值判断，反对它的人与支持它的人都能找到非常多的理由。所以毫无意义，问题是“你”个人打算怎么办？无论你个人怎么想，在房价往上推高这个环节里，很多人都能因为共同的利益而聚合团结起来，所以聪明的个人明智而市侩的选择是“避其锋芒，选择租房”。

另外城市不相信眼泪，无论这个城市叫不叫莫斯科，租房都无法负担得起的人，只会被各种直接存在的或是间接存在的“机制”踢去该去的地方。

“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内在规律化为外在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资本的增殖是对工人最有利的事情。这一点必须同意。要是资本停滞不动，工业不会停止不动，而是会垮台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工业垮台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工人。工人将先于资本家而死亡。”作为幽灵的马克思在文字上，或许还在批判着我们生活的时代。

虽然时常高呼躺平，但哪里又真躺的平。为了有一片属于自己的落脚之地，撸起袖子加油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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